文学名著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末4部谴责小说的合称 。即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满清末年的黑暗现实。《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末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是吴趼人的代表作。它最初连载于1903年～1905年《新小说》杂志上面，1906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分册的单行本（每本12回，直到1910年才出齐，共108回）。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怪现状》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清朝末年的黑暗现实。书中自我介绍说：“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虫蛇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怪现状》描写范围包括官场、商场与洋场，因涉及范围广，故影响也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其评价甚为精当：“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的谈笔之资而已。”鲁迅先生特别重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吴趼人和李伯元等人夸张失实的毛病的确犯了写实文学的大忌，这可能也正是清末文坛产生不出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也称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全书共五十六回（按：也有人认为最后一回非吴敬梓所作），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大约在1750年前后，作者50岁时成书，先后用尽了吴敬梓的20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49岁的时候已经脱稿（《春帆集》收《怀人诗》十几首，中有一首注：“全椒吴敬梓字敏轩。”全诗最后四句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刊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56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映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加上他那准确、生动、简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

《镜花缘》清代百回长篇小说，是一部与《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同辉璀璨、带有浓厚神话色彩、浪漫幻想迷离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作者清代著名小说家李汝珍以其神幻诙谐的创作手法数经据典，奇妙地勾画出一幅绚丽斑烂的天轮彩图。武则天废唐改周时，一日，天降大雪，她因醉下诏百花盛开，不巧百花仙子出游， 众花神无从请示，又不敢违旨不尊，只得开花，因此违犯天条，被劾为“逞艳于非时之候，献媚于世主之前，致令时序颠倒”。于是玉帝就把百花仙子贬到人间。　　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赴京赶考，中得探花。此时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有奸人陷害唐敖说他与徐敬业有结拜之交，被革去功名。唐敖对仕途感到灰心丧气，便随妻兄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海经商。　　他们路经30多个国家，见识了各种奇人异事、奇风异俗，并结识由花仙转世的女子，后唐敖入小蓬莱山求仙不返。在“君子国”商人收低价讨好货，国王严令禁止臣民献珠宝，否则烧毁珠宝并治罪；“大人国”的脚下有云彩，好人脚下是彩云，坏人脚下是黑云，大官因脚下的云见不得人而以红绫遮住；“女儿国”里林之洋被选为女王的“王妃”，他被穿耳缠足；在“两面国”里的人前后都长着脸，每个人都有两个面孔，前面一张笑脸，后面浩然巾里藏着一张恶脸，这些人都虚伪狡诈；“无肠国”里的人都没有心肝胆肺，他们都贪婪刻薄；“豕喙国”中的人都撒谎成性，只要一张嘴，就都是假话，没有一句是真的；“跂踵国”的人僵化刻板。　　他的女儿唐小山思念父亲心切，逼林之洋带她出海寻父，游历各处仙境，来到小蓬莱，从樵夫那得到父亲的信，让她改名“闺臣”，去赴才女考试，考中后父女再相聚。唐小山改名唐闺臣回国应试，武则天开科考试才女，录取百人，一如泣红亭石碑名序。才女们相聚“红文宴”，各显其才，琴棋书画，医卜音算，灯谜酒令，人人论学说艺，尽欢而散。　　唐入小蓬莱山寻父不返。此时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后代又起兵反周，攻破长安城外武家军的酒、色、财、气四关，拥立中宗复位，武则天仍被尊为“大圣皇帝”，她又下诏，明年仍开女科，并命前科百名才女重赴“红文宴”。

《封神演义》，俗称《封神榜》，又名《商周列国全传》、《武王伐纣外史》、《封神传》，中国神魔小说，为明代陈仲琳（一说是许仲琳）所作，约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全书共一百回。《封神演义》的原型最早可追溯至南宋的《武王伐纣白话文》，可能还参考了《商周演义》、《昆仑八仙东游记》，以姜子牙辅佐周室（周文王、周武王）讨伐商纣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阐教、截教诸仙斗智斗勇、破阵斩将封神的故事。包含了大量民间传说和神话。有姜子牙、哪吒等生动、鲜明的形象，最后以姜子牙封诸神和周武王封诸侯结尾。全书内容以篇幅巨大、幻想之奇特而闻名于世。其内容依托商灭周兴的历史背景，用武王伐纣为时空线索，从女娲降香开书，到周武王姬发封列国诸侯结束。其中的哪吒闹海、姜子牙下山、文王访贤、三抢封神榜、众仙斗阵斗法等情节，展现了古人丰富的想象力：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搬山移海、撒豆成兵、水遁、土遁、风火轮、火尖枪……

杨家将是一部英雄传奇系列故事，以演义、话本、戏剧等形式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它对北宋前期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加以演义，讲述了杨家四代人戍守北疆、精忠报国的动人事迹。《杨家将》是讲史类的“袍带书”，其中有些事实有史可查，有些则真假相掺。明代初年，产生了第一部描写杨家将的中篇小说。明代中期，又有文人把民间传说、话本、戏文中的杨家将故事集中起来，编成长篇小说。现存作品两种，一种是《北宋志传》，后易名《杨家将演义》，五十回，描写了杨继业祖孙三代的事迹；另一种是《杨家府世代忠烈通俗演义》，五十八节，描写了杨家五代的功勋，在前书的基础上续写了杨文广、杨怀玉两代英雄。此外，《四游记》里的《东游记》中穿插了 “杨家将大破天门阵”的神怪故事；《水浒传》中也有杨门后代青面兽杨志的记述。清代以来，根据《杨家将演义》改编的还有《北宋金枪全传》、《两狼山》、《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平闵十八洞》（即《杨文广征南》）等中长篇小说。此外，《说呼全传》、《万花楼》、《说岳全传》诸书中也穿插了一些杨家将人物的故事。清末民初，许多说书艺人将杨家将的故事改编成评书、鼓书，代代说唱。评、鼓书中的《杨家将》，又名《盗马金枪》，主要描写杨继业、杨延昭、杨宗保三代英雄的传奇故事，多从“金沙滩”起，至“天门阵”止，有评书名家刘兰芳的《杨家将全传》（109回）与评书名家田连元的《杨家将》（102回）。 其中梅兰芳以演“穆桂英挂帅”得以出名，说明其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的著作。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很高。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之巅峰。《聊斋志异》，清代短篇文言小说集，是蒲松龄的代表作，在他40岁左右时基本完成，此后不断有所增补和修改。“聊斋”是他的书斋名，“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指在聊斋中记述奇异的故事。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 学史上，它是一部著名短篇小说集。全书共491篇，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仙、鬼妖、人兽，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的中国的社会面貌。

《绿野仙踪》是清乾隆年间喜欢谈鬼说怪的李百川写的一部神魔小说，融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历史小说为一体，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绿野仙踪》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它对传统的神魔小说有所突破和创新，融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历史小说为一体。　　小说的人物描写十分精彩，尤其是那些活跃于人间凡世的小人物。小说中写达官之子温如玉贪恋烟花，倾家荡产的一段，最是精彩。郑振铎先生认为，这是“《绿野仙踪》写得最好的一段，也是许多‘妓院文学’中写得最好的一段。”　　小说的用笔十分老辣，大气，富有幽默感。所写的人物对话，则口吻毕肖，绘声绘色，能把人物的个性、身份、心理在口语中表现出来，真是一个语言大家的风范。　　李百川的朋友陶家鹤叹赏此书为“说部中之极大山水也”，郑振铎先生把《绿野仙踪》和《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为清中叶三大小说。

《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者对其创作意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着这30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30年历史的本质内容，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　　《孽海花》所表现的30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和文化的变迁史。　　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东、西宫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缺。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　　小说是如何表现30年来思想文化的变迁呢？作者在《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中对此亦有明确的揭示：“写雅聚园、含英社、读瀛会、卧云园、强学会、苏报社，都是一时文化过程的足迹。”从雅聚园的描写中，可表现出同治时期一般读书士子的精神风貌，国家已处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们对此却麻木不仁，对世界大势几乎是一无所知，唯一感兴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诀，陆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时代风云的激荡毕竟促使读书士子阶层发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锐的通达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除举子业之外，亦注重经史百家的学问，而且对西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就在第2回有关雅聚园的描写之后，叙及金雯青中状元衣锦还乡、乘轮船途经上海小住。有洋务派著名人物冯桂芬来访，见面一番寒暄之后，即以长者口吻勉励雯青说：“现在是五洲万国交通时代，从前多少词章考据的学问，是不尽可以用的……我看现在读书，最好能通外国语言文字，晓得他所以富强的缘故，一切声、光、化、电的学问，轮船、枪炮的制造，一件件都要学会他，那才算得个经济……”一番话足以振聋发聩，直令状元郎茅塞顿开。随后，金雯青又应邀赴一品香会客，席间听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黄遵宪）等人“议论风生，都是说着西国政治学艺”，不由暗自惭愧，想道：“我虽中个状元，自以为名满天下，哪晓得到了此地，听着许多海外学问，真是梦想没有到哩！从今看来，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总要学些西法，识些洋务，派入总理衙门当一个差，才能够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长的心理剖白，可见在上海这等开放的城市，学西法、识洋务在知识界已成为时尚。时代毕竟前进了，传统的词章考据之学，已远远不足以敷用，洋务思想应运而生，盛行于世，思想文化演变之迹甚明。然而，洋务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认西方各国的船坚炮利及科技的进步，而无视其政治体制较之封建专制亦同样具有的进步性和优越性。这种轻本而重末的致命弱点，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益为人们所认识。代之而起的则是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实质内容的维新变法的思潮。到18回有关“谈瀛会”的描叙，就十分清晰地表现了这一思想文化变迁的足迹。从第2回写金雯青衣锦还乡、途经上海聆听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务高论，到18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20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20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小说写到第29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19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水师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　　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第29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29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孽海花》并未及此便匆忙收场。　　总之，循着作者的笔触，不难寻绎出30年间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从而，使小说具有了“历史哲学”的意味和境界。虽然，小说中不乏对清廷腐败的揭露和谴责，然而，它只是在反映政治文化变迁史过程中的附带而已。因此，《孽海花》终究是一部“历史小说”。只有把握了它的这一本质特征，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就会深入一层。　　当然，历史小说并非历史教科书，即使它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中人物有生活原型者达270余人），但是，绝不可把它与历史生活本身等量齐观。它毕竟是一部精心结撰的“奇妙与真实”结合的文学作品，作者以状元郎金雯青（影射洪钧）与名妓傅彩云（影射赵彩云）的婚姻生活故事为情节主线，将30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侧影及其相关的趣闻佚事，加以剪裁提炼，熔铸成篇。

《三侠五义》，作者石玉昆，是古典长篇侠义公案小说经典之作。“三侠”是指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丁氏双侠丁兆兰、丁兆蕙二人为一侠；“五义”是指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钻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这五鼠弟兄；《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120回,首刊于光绪五年（1879），署石玉昆述。卷首有问竹主人[石玉昆]序及退思主人、入迷道人二序。石玉昆（约1810～1871），字振之，天津人，满清咸丰、同治间著名说书艺人。其说唱之《龙图公案》，今犹有传抄本，唱词甚多。后在此基础上，删去唱词，增饰为小说,题《龙图耳录》。光绪年间,问竹主人[石玉昆]又加以修改润色，更名为《忠烈侠义传》，又名《三侠五义》，均为 120回。近代学者俞樾认为本书第1回“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遂“援据史传,订正俗说”,重撰第1回。又以三侠即南侠御猫展昭展熊飞、北侠紫髯伯欧阳春、双侠丁兆兰 丁兆蕙合为一侠。实为四侠，增以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小诸葛沈仲元共为七侠；原五鼠即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仍为五义士，改书名为《七侠五义》，于光绪十五年作序刊行。但此改动遭到文学界很多人的质疑，鲁迅、胡适诸辈皆认为俞樾的改本实不如原本。如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佚札言：“我以为可重印者尚有数书。一是《三侠五义》，须用原本，而以俞曲园所改首回作附。”1925年，亚东图书馆重印《三侠五义》时选用原本。胡适“序”中明确指出：“《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近年上海戏园里编《狸猫换太子》新戏，第一本用《三侠五义》第一回作成底本，这可见京班的戏子还忘不了《三侠五义》的影响，又可见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有声有色的描写部份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戏剧的演做了。这回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先生标点此书，全用《三侠五义》作底本，将来定可以使这个本子重新行于国中，使许多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原本是个什么样子。所以今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两种名称流传于世。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共60回，结构安排与《儒林外史》相仿，演述一人后即转入下一人，如此蝉联而下。作品以晚清官场为表现对象，集中描写封建社会崩溃时期旧官场的种种腐败、黑暗和丑恶的情形。这里既有军机大臣、总督巡抚、提督道台，也有知县典吏、管带佐杂，他们或龌龊卑鄙或昏聩糊涂或腐败堕落，构成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图。　　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的风气。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联缀串起清政府的州府长吏、省级藩台、钦差大臣以至军机、中堂等形形色色的官僚，揭露他们为升官而逢迎钻营，蒙混倾轧，可以说为近代中国腐朽丑陋的官场勾勒出了一幅历史画卷。　　《官场现形记》是一幅封建社会的官僚百丑图，曲妍尽态，呼之欲出。《官场现形记》是一部优秀的谴责小说，具有诙谐讽刺的现实主义特色。《官场现形记》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这确是不假。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胡适对《官场现形记》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和考据，他的话无疑是有根据的。当然，实际上小说中的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未必完全是影射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包括这一个在内的几个实有人物的集合。比如小说中的华中堂，可能主要指的是荣禄，但也可能包括了其他某些官僚。小说中华中堂回答贾大少爷请教的问题时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华中堂说的这个秘诀，荣禄可能的确说过，但据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载，大学士曹振镛也曾对下属说过，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又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磕头，少说话”。这种情况表明，“多磕头，少说话”实际上已成为晚清官场上通行的做官诀窍，同时也说明《官场现形记》确是如孙宝所说，“多实有其事”，又如胡适所说，“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晚清官场上风行，写的又多是实人实事，所以关于此书的种种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于是，“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看来慈禧太后读到此书后很是生气，并把清末政令倒行、法纪废弛的责任都归罪到了官员们的腐败，胡来，不争气，她还把《官场现形记》当成了惩办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抓人办人。当那些官员们正摇头晃脑地翻读着这本为他们描形画像的《官场现形记》时，哪里想得到，此时太后老佛爷也正翻看着这部书，盘算着怎么整治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