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著

《彷徨》收入鲁迅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首篇《祝福》写于1924年2月16日，末篇《离婚》写于1925年11月6日，实际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半多。　　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作者生前共印行十五版次。此后印行的版本都与初版相同。包含：　　《祝福》　　《在酒楼上》　　　《幸福的家庭》　　《肥皂》　　《长明灯》　　《示众》　　《高老夫子》　　《孤独者》　　《伤逝》　　《弟兄》　　《离婚》内容简单介绍：　　《祝福》写祥林嫂毫无希望、就是有点希望也要被扑灭的一生；　　《在酒楼上》写曾经激进的青年吕纬甫，最终回到子曰诗云的教授之中；　　《幸福的家庭》其实在经济的压迫之下并不幸福；　　《肥皂》则讽刺了一个或者几个貌似正人君子的中年夫子，他们看见一个行乞的十七八岁的女子，就想着如果用肥皂把她洗洗那又如何？而四铭就因着这个潜在的意识，竟也买了块绿色的肥皂；　　《长明灯》中的疯子疯疯傻傻，他就是要把庙里的长明灯打灭，被阻了，他就说：“我放火。”最后，他就被他的叔伯长辈锁在庙里的厢房之中；　　《示众》依然写的是看客。中国人永远只是看客，只会当看客。看了，就散了。不问被看者为什么示众，也不问自己为什么要看。只是要看，便看了；　　《高老夫子》某天终于“洋”了起来，俄国有高尔基，那么他自然就可以改名叫“高尔础”，不是基础么？有基必有础。他能叫高尔基，我为什么不能叫高尔础？成了高尔础后，他就自觉“高大“起来，觉得不能与往日的麻友相提并论。然而最终他发现自己没有“高尔什么”的天份，他连书也教不了，又经不住麻雀牌的诱惑，也经不住笼一把吃冤大头的诱惑，终于还是上了牌桌；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是鲁迅特别用心地描写的一个。那是一个曾经大觉悟的人，似乎已经参透了人生的一切。他对大人们不屑一顾，小孩子们却又不理他。他曾经潦倒不堪，似在坚持着什么，又突然摇身一阔。在咯血中大把大把地花着做参议而阔起来的钱。他死了，好像死了才干净，才解脱。鲁迅其实是用着一种大悲哀的笔调来写这个人的，这里面也寄托着他的大失望。人世就是这样苍凉，人生就是这样无望，想找一条路，然而终于找不到，他只有死；　　《伤逝》不仅仅是在谈论经济对于爱情的重要性，它实质上是在探讨爱情是否可以长久。而经济的窘迫困顿只是一个极现实极真实的诱因。因着这个诱因，爱情就无疑成为幻灭。伤逝了，这伤逝凄惨得令人伤感；　　《兄弟》似乎是在讽刺那种貌似亲睦的兄弟情份，　　《离婚》就纯属一个乡下女人的不幸了。鲁迅有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个爱姑在“七大爷”的威严之下，竟不敢说她早已想好的话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是官，且有势。而她，只是一个乡下人。

《子夜》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于189627一19813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原名《夕阳》是茅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茅盾的小说，素以全景式地展现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见长。　　《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并没有截取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以全面的表现。”当然，茅盾的“大规模”“全面”描写，并不是把各个生活片断随意拼帖在一起。他精心结构，细密布局，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全篇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终以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子夜〉是怎样写成的》　　茅盾近乎以写史的态度创作小说。《子夜》的情节，是被镶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它以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矛盾、斗争为主线，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开始，赵伯韬拉扰吴荪甫进行公债投机，而吴荪甫又联合其他资本家组成信托公司，想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因而与赵伯韬产生了矛盾。赵伯韬依仗外国的金融资本做后台，处处与吴荪甫作对，加上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的工人怠工、罢工，尽管吴荪甫和同伙竭尽全力，拼命挣扎，最后也没有改变全盘失败的命运。这幕悲剧说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控制、压迫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 原著背景广阔，人物众多，情节复杂；语言简洁，细腻，人物性格鲜明，心理刻画生动。本书虽是简写本，仍可约略观赏到原著的艺术风貌。　　小说中描写的一些情景，如公债交易、蒋冯阎大战等，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的史实。《子夜》把这类非虚构性的话语引进小说，与虚构性话语融汇、辉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文体试验。《子夜》的史诗品格，无疑得益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调适与组合。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我走过的道路》。　　优秀小说家茅盾具有社会科学家的气质，擅长以严谨的理性思辨剖析社会现象，构建长篇巨制。《子夜》是茅盾最优秀的社会分析小说。通过对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等人物的刻画，展示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卷，史诗性的再现了中国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统治阶级重压下的悲剧命运。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强大、自信、有抱负、有手腕；另一方面却软弱、空虚。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官僚不满；另一方面又敌视工农。节选片段中，细致地描写了他在走向失败过程中的挣扎与抵抗，表现了他外强中干、似强实弱的个性特征。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故事主要写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经典语句：“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去”小说简介：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拼；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绔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明，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前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作者简介　　刘知侠（1918——1991），河南省卫辉市庞寨乡柳卫村人，著名作家，建国以后曾先后担任济南市文联主任、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党组书记、《山东文学》主编、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他一生中给后人留下了4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风靡了整整一代人的《铁道游击队》至今不衰。还成为了现在小学6年级3单元的其中一个教材 。创作背景　　作家刘知侠似乎生来就是要与铁道游击队结缘的。　　1918年，他出生在河南省一个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父亲是铁路道班房里的护路工，道清铁路就从村边经过。天天看着火车飞驰、在铁道旁捡煤核的他，很早就学会了扒火车。十几岁时，刘知侠当过火车站的义务服务生，对铁路职工、行车制度都了若指掌。1938年到1939年，他又曾随抗大一分校两次深入敌后体验生活。这一切，都为他创作《铁道游击队》打下了基础。　　据刘知侠的夫人刘真骅回忆，刘知侠与铁道游击队的首次亲密接触缘于一次英模大会。“1943年夏天，山东省军区召开全省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大会。知侠所在的《山东文化》编辑室的同志都投入了这一工作。就是在这次英模会上，他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了解了他们感人至深的抗敌事迹，知侠当即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　　1944年和1945年，刘知侠又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同游击队员们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积累了丰富真实的创作素材。1946年，正当他要动手写作时，解放战争爆发，他受命执行新的任务，创作一直搁置到1952年。那年，时任山东文联编创部部长的刘知侠请了一年长假，在济南大明湖畔赶写《铁道游击队》。　　写这部书，让只有初中学历的刘知侠颇费周折。在《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中，刘知侠曾这样写道：“我事先剖析了一遍《 水浒传》，在写作上注意以中国民族文学的特点来刻画人物，避免一些欧化的词句和过于离奇的布局和穿插，把它写得有头有尾，故事线索鲜明，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小高点。”　　十年磨一剑，鞘出谁争锋。从1943年邂逅，到1953年成书，刘知侠整整用了10年时间。章回目录　　第一章　王强夜谈敌情　　第二章　老洪飞车搞机枪　　第三章　合伙开炭厂　　第四章　来了管帐先生　　第五章　政委和他的部下　　第六章　小坡被捕　　第七章　血染洋行　　 [连环画]连环画第八章　山里来了紧急命令　　第九章　票车上的战斗　　第十章　初会微山湖　　第十一章　夜袭临城　　第十二章　敌伪顽夹击　　第十三章　进山整训　　第十四章　出山　　第十五章　渔船上　　第十六章　小坡和王虎　　第十七章　地主　　第十八章　在湖边站住脚了　　第十九章　打冈村　　第二十章　六孔桥上　　第二十一章　松尾进苗庄　　第二十二章　站长与布车　　第二十三章　拆炮楼　　第二十四章　微山岛沦陷　　第二十五章　她的遭遇　　第二十六章　三路出击　　第二十七章　掩护过路　　第二十八章　胜利　　后记　　《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人物原型　　刘洪：铁道队大队长洪振海、刘金山　　李正：铁道队历任政委杜季伟、张洪义等　　　王强：铁道队副大队长王志胜　　彭亮：铁道队队员曹得清　　鲁汉、林忠、小坡等：曹德全、李远生、徐广田等铁道队的英雄们　　芳林嫂：时大嫂、刘桂清二嫂、尹大嫂三位妇女

杜鹏程作。1954年发表。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兵进攻延安。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在青化砭和蟠龙镇两场战斗中接连获胜。周大勇连与主力失去联系，孤军奋战，杀出重围。国民党军队欲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结果受到重创。小说第一次塑造了彭德怀将军的形象。　　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了敌人的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对于这样的作品，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保卫延安》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优秀长篇，被誉为“英雄史诗”。首先，它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以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出色地反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延安保卫战，描绘出一幅真实、壮丽的人民战争的历史画卷。　　作品围绕西北战场我军正规部队与千倍于我军的敌人的浴血奋战，以我军主力纵队的一个连所参加的青化砭、蟠龙镇、榆林、沙家店等战役为主线，艺术地概括了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进程，作品所描写的人民战争的场面，规模宏大，头绪纷繁，从高级将领的重大决策到基层连队的战斗生活，大大小小战斗的组织和进行，以及根据地人民和游击队的斗争，都有真实、正面的描写。作品不讳饰当时严峻的斗争形势，不回避敌强我弱形势下战争的空前残酷和激烈，每次战斗都有无数英雄战士壮烈牺牲，“一片土地一片血”，胜利的得来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　　作品还深刻地揭示了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党中央、毛主席对整个战局的正确分析和英明决策，彭德怀司令员的正确部署和指挥，我军将士从高级指挥员到普通战士为誓死保卫党中央而浴血奋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一切在作品中都有着充分而精彩的描绘；陕甘宁边区群众和全国人民对战争的支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现。作品始终洋溢着炽热的战斗激情，使人感受到人民战争具有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巨大威力。其次，以高昂的笔调，遒劲的笔力，刻画了一批丰满而生动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周大勇是作者浓墨重彩塑造的英雄形象。作品通过一系列战斗和细节描写，突出地描绘了他英雄性格的特征：对党、对领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听到党中央撤离延安，看到陕北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惨烈的痛苦和愤怒煎熬着他的心”。强烈的爱憎、高度的阶级自觉性成为他为人民奋不顾身、创造惊天动地英雄业绩的强大动力。战斗中他总是主动请求承担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在长城线上的突围战中，他身负重伤，带着伤病员和疲惫不堪的战士，被围困在一个小山洞里。面临绝境，他想的是怎样“紧张地为自己阶级的事业战斗下去”，终于率领战士闯出险境。诚如团政委李诚所说，周大勇是一个“浑身汗毛孔里都渗透着忠诚”的人。对于周大勇高昂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钢铁的意志，勇猛、机智、沉着、灵活的战斗作风，作品有着淋漓酣畅的描绘。青化砭战斗，他冲锋陷阵，个人生死全然置之度外；蟠龙镇攻坚，他智勇双全，出色地完成诱击敌人的任务；尤其是在长城线上，连队陷入敌军重围，与主力失去联系，他以无比的刚毅和勇猛，无比的机智和沉着，指挥战士在敌群中左冲右突，周大勇是在紧张的战斗和严酷的考验中，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人民英雄，作品很注意表现周大勇英雄性格的形成过程，使得这个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真实可信。　　《保卫延安》在艺术风格上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澎湃的激情、浓郁的诗意和深刻的哲理的高度结合；在严酷的典型环境中刻画英雄人物的艺术形象；气势恢宏，笔调豪放、粗犷；语言明白晓畅，朴实生动，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群众风格，又富于激情的力量。但就“史诗”作品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的要求而言，《保卫延安》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还不够广阔，对敌人的刻画显得单薄，英雄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也不够丰富多彩，节奏上略嫌单调。作品的这些不足，带有一定时代在认识和理论上的局限，然而，这只是白璧微瑕，《保卫延安》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达到了50年代初期的最高水平，不愧为我国当代文学宝库中的一件瑰宝。

1948年，周立波完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创作，这是一部革命文学的经典作品。小说描写了东北地区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小说的上、下卷分别讲述的是土改初期“三斗韩老六”，土改后期复查和深入“砍挖”(即“砍大树，挖财宝”运动)的过程。元茂屯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召开的第一次贫雇农大会“意外失败”，“斗争大肚子”的倡议仅仅得到了少数贫雇农底气不足的“赞成”和满腹疑惑的回应，问题就出在未能有效“发动”群众上。第一次斗争韩老六，真正“发动”起来上台控诉的只有赵玉林一人，“斗争”对于元茂屯的男女老少来说，只是感到像奇，或乐意，或发愁，或犯疑，或观望。斗争会也就在这种未经充分“发动”的复杂的群体心态的影响下，难以形成理想的。两个对立的阵营的紧张空气”，最终以闹剧式的“情绪缓和”而结束。第二次斗争会虽然是在经过对郭全海、白玉山、老田头等人的成功“发动”并正式成立了“农工联合会”之后召开的，但韩老六的几句陈情和检讨，就让“斗争的情绪，又往下降”，以致出现了“人家就是地多嘛，叫他献了地，别的就不用多问了”的议论。好不容易由老田头的血泪控诉所激起的群情愤慨，也被韩老六的几滴鼻血所轻而易举地冲淡了。成功斗垮韩老六的第三次斗争会，除了工作队继续“发动”所见的成效之外，一个关键因素却是“韩老六鞭打小猪倌”而激起了民愤，是被斗争者弄巧成拙地将本来温和的斗争气氛，激化为愤怒的烈火，是恶霸地主的现行犯罪行为，将群众“发动”起来了。　　小说下卷，主要讲述的带有复查和整顿性质的“煮夹生饭”的过程，也是土改运动中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环节。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重新夺回被坏人篡夺了的农会大权。在失去了工作队这个“发动”的引擎之后，原农会领导人郭全海们立刻露出了“被发动”者的茫然、“被动”的角色本相，他们实在没有任何主动意识和能力，去守卫土改的成果，更不要说开辟新的局面了。其次是，进一步发起“砍挖运动”。与前期土改斗争不同的是，现在的斗争重点对象，已不是恶霸地主韩老六式的“坏根”，而是吃斋念佛、“修来世”不离口的杜善人和舍命不舍财而又胆小的唐抓子之类的“坏须”了。　　主人公是郭全海，他带领农民继续赵玉林等人的未竟事业，进行锄奸反特和对地主杜善人的斗争，最后巩固了胜利果实，并带头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上，深刻地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大解放区农村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真实面貌，热情地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奋起推翻封建主义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从而告诉读者：土地改革不仅铲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社会风貌，而且有力地启发了各阶层农民的阶级觉悟，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并且其中一些先进农民，还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决封建罗网，正朝着解放大道，迅速奔跑。

1942年，日寇的七八万精兵，在杀人魔王冈村宁次指挥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给这里的军民造成很大损失，使这一带的抗日活动转入地下。但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冀中军区九分区派遣魏强、贾政参加敌后武工队，杀回冀中，钻进敌人心脏，开展敌后工作。魏强、贾政在南峪找到武工队队长兼政委杨子曾。魏强被任命为第一小队队长，刘文彬为 指导员，蒋天祥为第二小队队长。他们分析了敌情，认为三光地区的哈巴狗、侯扒皮和刘魁胜三个汉奸，是保定宪兵队队长松田的心腹，他们在东王庄，一次就杀害了170多个村民，罪行累累，必须首先打击他们，搞个政治攻势，动员群众积极抗日。　　于是，40多个精悍的武工队员，首先闯到侯扒皮所守的中间镇，炮轰炮楼，狠狠打击了他的气焰，使他恐慌不安，也使百姓们精神振奋。这时，魏强率领的小分队，与杨子曾和蒋天祥等分别，来到号称“小延安”的西王庄住下来，得到堡垒户赵河套及群众的精心掩护，因而三个多月过去了，他们频频打击敌人，搞得敌人日夜不宁，而松田和　　刘魁胜组织的“联合清剿队”，连一点武工队的影子也摸不到。　　有一天，武工队队员刘大生出去刺探敌情，同联络员取得联系后，在回来的路上结识了黄村的何殿福，知道他弟弟也是八路军。他们正走着，却被两个清剿队员盯上了。刘大生机智地打死一人，活捉一人，占据了井台上有利地形，同四面围上来的敌人英勇拼搏，打死许多敌人，然后下到井里，从地道回到村里。这时，松田亲自率领的日伪军，仍然向井台猛烈轰击，井台四周火光冲天。当他们攻至井边，一无所见，下井捞尸，也一无所获，松田只得沮丧而回，心中却对刘太生的下落疑虑不定。刘太生安全回到魏强的住所，看到区妇救会长汪霞等皆在，就讲了刚才的情况，并把取回来的信交给魏强。　　第二天，魏强与刘太生化装成商人，一前一后，按信上的要求去见杨子曾。路上，前边的魏强被二十来个警备队员纠缠住，魏强乘机拽出暗藏的手枪，打死敌人的小队长和几个队员，并趁敌人慌乱之时，滚进旁边的交通沟。后边的刘太生立即朝追击魏强的敌人开了火，与魏强夹击敌人，没被打死的伪军慌忙逃命而去。魏强见到杨子曾，才知道，为配合山里八路军的反扫荡，县委命武工队吃掉增援日军的侯扒皮和哈巴狗的队伍。在回来的路上，魏强和刘太生机智地救出一批被伪军抓去的民夫。第六天拂晓，魏强的小　　队埋伏在一片坟地里，躲过了日伪军的两辆警车的武装侦察，消灭了打前阵的十多个鬼子兵，刺死曹长一撮毛，几乎活捉哈巴狗，待松田和津美联队长率领四百多日军前来增援时，小分队已无影无踪。津美看到一个接受小分队包扎的日军伤员，气急败坏地一刀刺死了他，并下令将高保公路两侧二百米内的树木、麦子、坟丘全部除掉。但是魏强让表面上给敌人当伪保长、实为我军联络员的李洛玉去挑动大冉村的警备小队长王一瓶，抗拒了津美的指示。不久，敌人向百姓征收新粮，给百姓带来巨大负担，魏强先是领人智夺了粮车，后又到哈巴狗新到的中间镇，通过关系，内外结合，偷偷运回了被敌人强征的新粮、交还百姓，保住了人民的劳动果实。这时，哈巴狗和侯扒皮被调到黄庄，仍然敲诈百姓，魏强和贾正等人，在市集上打死正在欺压百姓的侯扒皮，并向哈巴狗发出严重警告，令其取消征收红松木料的决定，被欺侮的伪保长和百姓都受到了鼓舞。　　 日伪军不断遭到打击，松田任命刘魁胜为队长，成立夜袭队，专在夜间搜寻武工队，骚扰百姓。由于对夜袭队的活动一时摸不到头绪，武工队在几次遭遇中都有损失，只好暂时撤离三光地区。不久，他们又在保定南边的马池村成功地打击了夜袭队，但刘太生临危不惧，拉响手榴弹，同围攻他的三个敌人同归于尽。刘魁胜在我军地下联络员郭洛耿家埋伏起来，但却没有抓到一个武工队员，便来到平康里的妓女“贵妃”那里，当场和保定南关车站副段长万士顺发生矛盾。万士顺怀恨在心，挑拨刘魁胜和站长小平次郎的关系。小平次郎乘刘魁胜再次去“贵妃”家时，与万士顺一起，痛打了刘魁胜。魏强和刘文彬利用敌人的这种矛盾，并由魏强率领贾正、李东山、赵庆田等八名武工队员，冒充夜袭队为刘魁胜报仇，奔袭车站，打死副站长万士顺和另一个日本人副站长，还打死了一些日本士兵，然后教训全体俘虏，让他们转告小平次郎，待他开会回来后一定去找刘魁胜。代理宪兵队长坂本听了小平次郎的报告，立即带兵血洗了夜袭队的队部。当他知道中了武工队的计谋后，心中懊悔莫及，并被松田队长调出了保定。冀中军民却欢天喜地，庆贺武工队的成功。　　不久，魏强等人协助魏霞等区县干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范村治服了阳奉阴违的不法地主周敬之，打击了他的反动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勇气，巩固了运动的成果。不久，夜袭队重新组建，但是在黄庄渡口却遭到魏强等人的沉重打击。松田大骂刘魁胜，并亲自去清剿武工队。然而，这时的武工队却早已闯进了保定，住到了警备队旁边的铁路工人金汉生的家里。这时，革命后代郭小秃已混入黄庄炮楼当了勤杂工，并取得了哈巴狗的信任，当了他的随从，为魏强获得了许多情报。魏强领着武工队，让小秃作内应，机智巧妙地拿下了黄庄炮楼，活捉了哈巴狗和王一瓶等，但哈巴狗乘夜逃跑。汪霞在黄庄渡口受伤后，在田家桥梁玉环家养了两个月的伤，得知梁玉环的母亲被日本兵杀害了，而她弟弟梁邦却在不久前被逼迫当了夜袭队，她与魏强等商量后，决定争取梁邦反正。梁玉环和丈夫田常兴非常高兴，决心协助魏强和汪霞作弟弟的工作。梁邦回田家桥奔丧时，终于被说服，与武工队积极配合，借路祭的机会，一举打死杀害梁邦母亲的日军曹长，打死许多日军，没死的日军全当了俘虏，武工队夺取了炮楼，缴获大量战利品。　　哈巴狗逃回保定，通过老婆和刘魁胜的关系，受到松田赏识，当上了夜袭队员。这时，敌人在平汉线上集中重兵进行清剿，松田让哈巴狗领人破坏他逃跑时见过的地道。魏强和刘文彬决定借刀杀人，让鬼子去杀哈巴狗。这天，哈巴狗领着龟尾少佐进了他逃走时的小庄子，早已做了充分准备的武工队，领着百姓安全转移，又巧妙地到处打击敌兵，四五十名日军被打死，敌人仍然摸不到武工队的影子。龟尾的一条胳膊被打断了，帽子被打掉了，他见哈巴狗拾起帽子的谄媚丑相，想起今天的惨败，想起松田暗中怀疑哈巴狗已投降八路军的指示，一枪打死了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而这时魏强领导的小分队却化装成日军，在敌群中从容走掉，并且火烧了梁家桥炮楼子，给敌人沉重打击。松田恼羞成怒，百般挣扎，亲自率领几百名鬼子兵包围了西王村，集合全村百姓，让他们交出武工队。刘魁胜当场杀死了不肯说出武工队下落的一位老大娘和河套大伯。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刘文彬为了保护乡亲，便从群众中走出来，说自己是武工队员。一时间，群众纷纷说自己是武工队，以保护刘文彬和没有来得及撤走的汪霞，使敌人辨不清真假。　然而，夜袭队突然送来被痛打而叛变的武工队员马鸣，致度刘文彬和汪霞被捕。敌人对他俩软硬兼施，却无法让他俩投降。于是敌人就放出风说他俩叛变了武工队。实际上他俩一直在揭露和痛斥松田、刘魁胜，大闹“宴席”，痛击马鸣，敌人无奈把他俩改押到南关监狱。　　魏强对他俩在狱中的表现一清二楚，在上级的指示下，在内线关系的协助下，一举　劫了押解刘文彬、汪霞和另一个因马鸣告密而被捕的同志邱东的警车，救出了这三个同志。这之后，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接近了，魏强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逼近保定市区活动。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控制了十五号炮楼，并在炮楼头目田光的配合下，把巡视途中前来炮楼避雨的松田和刘魁胜活擒了。松田在被押解途中，投河自杀，刘魁胜在东、西王庄召开的公审大会上被枪决。正在这时，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人们沉浸在欢乐之中，而魏强他们却走向了新的征程，去迎接为保卫抗战果实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向我国进攻。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对日屈服，订下许多卖国条约，专一压迫屠杀人民，对日本的进攻毫没作抵抗的准备，因而不到三个月光景，便被日寇冲进长城，顺着平绥铁路、同蒲铁路打进了绥远、山西。那时好几十万晋绥军，只是乱招架了一阵，便望风而逃；那些政府官员、将军、太太，带上平时刮地皮刮下的金银珠宝、法币现洋，坐上火车、汽车，争先恐后地逃到西安、重庆等大后方去了。这下敌人更是凶焰万丈，到处杀人放火，如入无人之境。山西、绥远大部地区沦陷敌手，千百万同胞在敌人铁蹄下呻吟。　　幸亏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敌后坚持抗战，内中有一位贺龙将军，率领一二零师，浩浩荡荡开到晋西北来。那时正是数九隆冬，北风凛冽，雪花纷飞。一二零师的健儿们，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苦战，给疯狂的日寇以迎头痛击。一九三八年春天，接连收复了宁武、五寨、神池、岢岚、偏关、河曲、保德七县，并深入到绥远敌后，建立起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一九四○年春天，晋绥人民、各抗日团体、抗日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民主政权。从此以后，军民更加同心协力对敌斗争，不顾流血牺牲，到处攻打敌寇。解放了二十多座县城，粉碎了敌人无数次“扫荡”，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巩固扩大了晋绥解放区。　　晋绥解放区人民，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许多热血男儿都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在家的就参加了民兵。民兵们平时在家生产，抽空练兵习武；一到战时便拿起步枪、火枪、地雷、手榴弹，和敌人战斗，保护群众，日夜打击敌人，并且配合主力军作战。尤其是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挤敌人”的方针以来，军民创造了明的、暗的、软的、硬的各种战法，组织了“变工爆炸”，实行了“劳武结合”，粉碎了敌人的“蚕食政策”、“怀柔政策”、“三光政策”，以及数次“强化治安”，挤得敌人统治区日益缩小，由面变成线，由线变成孤立的据点。把晋绥解放区保卫得铜墙铁壁一般。

《平凡的世界》是中国著名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巨著；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作者在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近十年间的广阔背景上，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不忍释卷；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也是一部小说形式的家族史。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今天的大学生朋友仍有启迪。

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之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地反映出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1993年6月出版后，其畅销和广受海内外读者赞赏欢迎的程度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所罕见。1997年荣获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被改编成同名话剧、电影等多种形式。在从清末民元到建国之初的半个世纪里，一阵阵飓风掠过了白鹿原上空，而每一次的变动都震荡着它的内在结构：打乱了再恢复，恢复了再打乱。在这里，人物的命运是纵线，百回千转，社会历史的演进是横面，愈拓愈宽，传统文化的兴衰则是全书的精神主体，以至人、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三者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作品的时空，在我们眼前铺开了一轴恢宏的、动态的、极富纵深感的关于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的画卷。